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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稳粮国安之重——我国民族种业改革创新发展记(农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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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粮食是社稷之本,种业是粮食之基。我国种业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空白起步,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在同心共筑中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种业在外有国际竞争压力、内有转方式调结构的挑战中,不断改革创新,向纵深区攻坚挺进,逐步冲破体制机制的桎梏,焕发出新的活力和光芒。深入剖析种业改革发展历程,不仅深刻反映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也浓缩体现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艰辛与努力,具有独特的典型意义和鲜明的时代价值。 
       本报记者孙林李永生江娜李国龙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在漫漫时光长河中,从第一粒种子被播下,人类开始由采集走向农耕,自此以后,农桑稼穑成为最重要的生产活动。 
       世事变迁,岁月更迭,种子之重愈发显现。不论是纵观我国种业几十年来的艰辛发展历程,还是横看西方发达国家种业的辉煌历史,种业已成为农业先进科技的载体、价值链的起点,成为一个国家农业科技发展水平的先进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种业发展,连续出台重大政策措施推进种业改革。中央领导同志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对种业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民族种业,带着重托与期待,在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浪潮中戮力前行,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的骄人成绩。几年来,我国育种能力显著提升,自主选育品种支撑起了国家粮食安全;几年来,种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朝阳”产业,资金、人才等要素纷纷涌入;几年来,好品种不断涌现,同一片土地上农民打的粮食更多了,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了。几个月来,记者深入企业车间,走进科研院所,踏进田间农舍,听专家官员谈种业改革之思,看育种研发人员的品种攻关之获,品农民用好种多打粮的丰收之乐,一条清晰可见的“种业强国梦”之路在记者笔端铺展开来。 
       化解深层矛盾,释放更大红利,种业改革向纵深推进 
       稳粮国安的大任,转变方式的要求,国际竞争的压力……民族种业到了转型升级、不进则退的紧要关头,急需一场全新的变革 
       “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大规模的农业、最丰富的种质资源,也应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农业科技、最具竞争力的现代育种产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要求十分明确。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后,种业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史,经历了农民自留种、计划统一供种、产业化发展、现代化推进的历史阶段,逐步实现从种子到种业的历史性跨越。尤其是2000年《种子法》的实施,为我国种业发展带来了根本性变革,标志着种业真正开始走向市场化、产业化。 
       但是,在民族种业长足发展的同时,来自国际上的竞争压力也日渐加大。从本世纪初开始,美国玉米品种“先玉335”一朝发力,席卷而来。国外种业为何如此强大?民族种业创新能力该如何提高?“一个品种的选育需要近10年,现在用的是10年前科技支撑的结果,如果现在不做大做强民族种业,10年以后怎么办?”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曾经充满忧虑。 
       当时,种业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品种创新能力不强。跨国种业的育种科技已经全面进入“分子时代”,我国大多还处在“拿眼瞪,用脚踹,一把尺子一杆秤”的传统育种阶段;国外育种模式已经是“工厂化”运行,批量育出新品种,我国还是“课题组”、“小作坊”生产,新品种研发更像是“买彩票”。 
       但与之相悖的是,我国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育种队伍,成果水平和数量已经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但这些成果不少却在发过论文、评完职称后束之高阁,被称作“铁皮柜里的成果”。 
       在此同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压力日益增大,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愈加迫切,都对农业特别是种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强调,在我国不断增强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要切实突出种业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地位,建设种业强国。 
       民族种业到了一个危中求机、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急需一场新的变革来化解更深的矛盾纠葛,释放更大的改革红利。深化种业体制机制改革、提高种业创新能力迫在眉睫。 
       201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这个在业内被称为“8号文件”的意见成为近年来种业发展最重要的纲领性、指导性文件。随后,2012年、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印发《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密集出台、力透纸背,深化种业改革的大幕开启。 
       这些改革文件对未来一个时期民族种业的发展方向和实现途径给出了清晰的指引,首次提出建设“种业强国”的战略构想,并旗帜鲜明地要求“以企业为主体”,在商业化育种中起到主导作用,科研单位将逐渐向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转型,发挥两者优势,实现双轮驱动。 
       “深化种业体制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破除阻碍种业发展的‘藩篱’,着力解决种业创新与农业生产‘两张皮’的问题,加快培育生产急需的突破性新品种。”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指出。 
       改革成为一种共识,一套跨部门、跨领域的政策支持体系和组织体系构建起来。各级财政加大投入力度,支持资源发掘、品种培育、技术研发、种子生产和管理部门条件能力建设;金融税收部门出台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发展。同时,国家层面建立了现代种业发展部际协调组,将种业改革任务梳理成51项具体措施,分解到19个相关部委、单位具体落实,每月分析、两月调度,确保了各项政策措施件件有着落、样样有进展。 
       民族种业,承稳粮国安之重,挟改革攻坚之势,向新的历史征途纵深迈进。 
       科研单位要做加减法,解决创新与生产“两张皮” 
       通过权益比例改革、科研成果交易平台等激发创新热情,增强其基础性公益性服务能力和水平;通过“事企脱钩”等减弱其对市场公平的干预,退出商业化领域 
       “科研单位要着力提升种业基础性公益性服务能力和水平,夯实种业创新基础,为企业创新育种提供不竭的科技源泉。”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说。 
       围绕这个目标,科研单位一方面做加法,加强其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一方面做减法,把商业性、竞争性领域的事情还给市场、交给企业。 
       中国农业科学院是全国规模最大、学科最全、综合研究实力最强的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水平决定种业未来的高度。”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陈萌山说,“大数据、信息技术、生物组学技术等等,科研中许多重大需求都是跨区域、跨学科的,这些都需要很强的技术力量、稳定的投入,必须由国家承担。” 
       去年8月的一天,在中国农科院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院里,一场特殊的“交易会”在种业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国家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易平台启动,当天“京科968”三系配套杂交制种法转让、玉米3KSNP标记开发与利用经营许可转让等9笔交易签约,成交总金额超过3000万元。 
       科研成果能“变现”,也要“确权”。农业部、科技部、财政部等三部委从去年开始,在4家中央科研单位实施了种业科研成果权益比例改革试点,核心是科研人员个人将从成果中获得直接回报,而且比例将不低于40%。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是4家试点单位之一,他们出台了详细方案来落实推进,并且在具体权益比例上按照资金来源分类,更具公平性。比如:由国家财政资金支持取得的成果,个人所占比例是50%,而由个人出资取得的成果,个人占比可高达70%。同时,明确规定,科研人员享有的知识产权相关权益,不因工作单位和岗位变动而丧失。 
       “种业权益比例改革从根本上调动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也引导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相结合,更接地气。”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万建民告诉记者。据农业部统计,4家试点单位已梳理出635项种业科研成果,将391项成果确权到科技人员,其中共有17项科研成果进行了确权交易,交易额达到7737万元。中国水稻所2014年专利、品种权等成果产出总数90项,比上年多了一倍。 
       在做好加法的同时,改革也要求科研单位对商业领域做减法,要求“在2015年底前与其所办的种子企业实现‘事企脱钩’”。 
       脱钩“大限”将至,很多科研单位所办企业正在经历着这种“阵痛”。不过对于《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出台后湖南省第一家完成事企脱钩的湘潭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来说,却是一个双赢的开始。“财政给的经费不到三分之一。”所长刘伟英说,现在所里将下属企业的固定资产以及独家开发权的水稻品种评估入股,引来外部资金组建新公司,“通过产权吃饭,进行股份改造,这样原有的资产效应放大了。” 
       “原来科研单位办的企业就像是绿萝缠在树上,脱钩短时间会面临萎缩,但经过阵痛才会有新的希望。”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张坚勇认为,“公益性科研院所举办企业,是企业做不大、做不强的方向性问题。也会阻碍种子市场秩序的根本好转。” 
       外推内引共同发轫,企业正在登上商业化育种舞台 
       政策推动人财物向企业倾斜,企业自身奋发图强,大手笔投入研发经费、按实际需求科学确立育种目标、构建“工厂化”先进育种机制……外部推力与内生动力相结合,种子企业迎来发展春天 
       唐文邦是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现在,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湖南希望种业有限公司首席育种专家。每天早晨6点,唐文邦赶到位于长沙市望城区农村的企业育种基地,在田间一待就是一整天;晚上和周末,又赶回学校,给本科生上课,给研究生指导学业。 
       唐文邦的双重身份,正是“8号文件”所提倡“到企业去”的具体体现。特别是今年年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印发《关于鼓励事业单位种业骨干科技人员到种子企业开展技术服务的指导意见》,对引导和鼓励育种人才到企业去做了进一步细化。“目前湖南省从事商业化育种的科研人员超过300人。”湖南省农业委员会副巡视员王宇告诉记者。 
       除了人还有财,财政的真金白银也开始投向企业,“2013年以来,我们每年都会从省里得到500万元的专项扶持资金。”江苏大华种业集团公司总经理江玉明说。江苏省农业委员会主任吴沛良告诉记者,江苏在国内率先启动的省级种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拿出8000万元对有发展潜力的种子企业进行扶持,以5年为周期,“不撒胡椒面、不搞平均主义、不做一榔头买卖。” 
       企业自身也实打实地在研发上投入。“中种集团每年以超过1亿元的资金用于研发,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10%,与跨国公司的研发费用比例持平。”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学工告诉记者,“我们正在‘打井’,打一口‘深水井’。没有研发就没有未来,只有靠自主创制符合农业变革趋势的新品种,才能走出一条转型升级的新道路。” 
       6月初,记者在天津德瑞特种业有限公司的试验基地看到,长的短的、白的绿的、有刺的没刺的……黄瓜品种有几百种之多。企业做商业化育种,指向明确,直奔需求。“这个品种短细顺直,北京市场最喜欢;这个品种个大,是专为上海选育的,因为上海人吃黄瓜要把皮打掉……”德瑞特公司总经理马德华告诉记者。“企业召开的研发目标确定会议,不光育种家,营销人员、制种人员都得参加。”湖南省农业委员会粮油处处长周志魁告诉记者,“他得了解市场上到底什么种子好卖,制种上有没有安全隐患。” 
       一些大企业里的育种研发体系,正在向着国际通行的“工厂化”方向构建。记者走进隆平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占地1000亩的关山育种基地,看到每一个试验小区前都插着个小牌,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像手机一样的终端设备给记者演示,扫一下小牌上的芯片或二维码,就可以显示试验材料相关信息,包括往年性状数据、亲本来源以及性状图片等;通过终端采集的数据可即时上传服务器,相关人员可第一时间掌握。“把育种环境分成若干段,不育系研发组的只选育不育系,恢复系研发组只选育恢复系,抗性鉴定与筛选组的只研究病虫害抗性,专业分工、规模化选育,使小概率的偶然事件变成必然结果。”隆平高科科研副总裁杨远柱告诉记者,“隆平高科一年新配制水稻组合3万余个,玉米组合8万余个。”这个数字,是以往“课题组式”育种规模的上百倍。 
       正是外推内引共同发轫,让企业正在登上商业化育种舞台。种子企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周云龙告诉记者:“2014年企业申请新品种保护932件,占比为52%,成为申请的主导力量。”同年,企业选育国审玉米品种占到62%。 
       围绕“有效市场”做“有为政府”,为种业改革创新护航 
       种业管理职能转变考验着决策执政的智慧,也考量着自我变革的勇气。主管部门紧盯产业发展而转型,管理退居幕后,监管和服务走上前台 
       “一辆旧车换两个车灯就变成‘新车’了?”《种子法》在颁布15年之后,今年首次迎来“大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对当前我国品种研发同质化严重的现状如此发问。“要加快推进种子法修订,用法律的力量为种业发展保驾护航。” 
       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我国种业管理逐渐退居幕后做“有为政府”,为“有效市场”的健康运转做保障。 
       深化种业改革成为跨部门、跨地区的共识,在人才、资源、成果等方面多部委联合出台举措,共同推进。特别是2013年底,农业部、公安部、工商总局联合启动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行为专项整治行动,被称为“史上执法力度最大、覆盖范围最广、处罚措施最严厉”的一次种业打假行动。 
       河南秋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以品种研发为“王道”,“宇玉30”等一批品种通过了国家审定。“一个玉米品种从开始培育之日算起,经过数代育种、审定、推广,最少要8年才能上市,平均需要15年才能收回成本。”总经理李继军告诉记者。 
       创新如此之难,但“复制”却极为简单,只要从地里偷走一根玉米棒子就可以私繁滥制。“如果不能加强对品种权的保护,就没人愿意投入搞育种了。”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李立秋说。 
       甘肃省张掖市是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基地,全国玉米种子四成以上出自这个地方,一度成为玉米品种侵权的源头。2014年,张掖市重拳出击,查处涉嫌涉种违法案件72起,对不作为的干部党纪政纪处分15人、免职4人。“现行法律对违法企业罚款最多5万元,如果套牌1000亩地,每亩毛利润1万元就有1000万元,他根本不在乎。”张掖市市长黄泽元告诉记者,“我们就想了个办法,要求套牌种子全部转为商品粮,这样1亩地只值1000元,他们全部害怕了。” 
       “对套牌侵权行为,我们要坚持盯防、追踪到底,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给制假售假者任何可乘之机。”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巡视员吴晓玲说。 
       品种审定制度是当前管理中的难点问题,在发展中遇到很多困难。8月17日,农业部就进一步改进完善品种试验审定工作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而早在2013年,农业部就面向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开通了绿色通道,让企业自行测试品种,“等于把原有的品种审定制度打开一个突破口,一方面解决了试验容量问题,另一方面促进了企业的育种创新。”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局长马淑萍说。 
       试验的公正性、数据真实性屡被质疑,也是品种审定制度被诟病的原因。为此,农业部对承担试验任务的试验点严格监管,设立公开举报电话,对索贿受贿、徇私舞弊行为一经查实,试验点取消承担试验资格,3年内不得再从事试验,品种申请者的参试品种不予审定,3年内停止其所有品种审定申请资格。 
       农业部种子管理局是种业的主管部门,局长张延秋告诉记者:种子局需要将工作领域由管许可、管品种、管质量、管市场,向抓改革、抓科技、抓政策、抓机制拓展。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关系。对管理者来说,既考验着决策执政的智慧,也考量着自我变革的勇气,种业管理职能围绕产业发展转型,成为推动新一轮改革的重要保障。 
       改革激荡百舸争流,品种力量推动种业不断变革 
       农民成为改革最大受益者,种业成为经济要素流入集聚地,育种机制顺畅、公益性与商业性各司其职,改革沿着既定方向一步步接近最初目标 
       从“8号文件”出台开始,新一轮种业深化改革已经过去4年多,改革激荡前行,正在一步步走向目的地。 
       作为种子的最终使用者,农民的“获得感”是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陕西省长武县十里铺村农民张万福至今还记得从前小麦的样子:麦秆有一米二三高,穗子小得像蝇头,每穗只有18粒。如今,经过几代品种选育,这片渭北旱塬上的小麦亩产已经能达到500公斤。而穿过广袤的大地东行800多公里来到富饶肥沃的中原地带,河南省商水县种植了“周麦22号”的千亩高产示范方,平均亩产已经达到764.2公斤。产量只是一个方面,在品质方面,目前米质达到3级以上标准的优质稻比例占到55%;在抗性方面,玉米高感茎腐病、油菜高感菌核病品种全部淘汰。“获得感”还体现在需求被最大化重视。“种粮大户需要更省工省力的品种。”联创种业董事长王义波告诉记者,10月初,在联创种业公司位于河南的试验基地,隆隆的玉米收割机开进地里,金黄的玉米粒从机器上方的臂杆里喷撒而出。一批专门针对机械粒收的品种陆续推向市场,以品种的力量推动玉米生产方式从“掰棒子”到“收籽粒”的变革,符合并反过来推动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兴起、农业机械化提升的大趋势。 
       社会经济要素总是会流向那些更“朝阳”的产业,种业正在成为资金、人才涌入的强力磁场。去年,中信集团出资36亿元控股隆平高科成为业内大新闻。现代种业基金在种业领域已投资6.7亿元,还带动其他社会资本投入69亿元。基金董事长祝顺泉感触很深:“在这个行业,能明显感受到它的温度变化,企业兼并重组风起云涌,这正是资本进入的好时候。”资金最具趋利性,而人才是产业风向标。几年来,一批种业高端人才从海外归来,不仅有一批掌握高精尖技术的学科人才,更有一批熟悉科研体系设计、实验室流程构建的管理人才。不少人才跨界进入种业,爱种网是今年8月刚刚上线的一个种业及农资销售电商平台,CEO王伟文曾多年从事互联网行业,他说:“种业政策利好,空间广阔,要素活跃,爱种网又得到政府的支持,具备了一个产业互联网平台成功的先决条件。” 
       基础研究更具支撑力,前沿技术更具竞争力,商业品种更具市场性,我国自主品种选育能力显著提升。2014年以来,我国科学家在重要国际刊物发表种业科技论文1040篇,与美国在基础性研究差距逐步缩小;一些重大科技突破直接应用于实际生产,例如中国农业大学“玉米雄性不育技术”、华南农业大学“基因组编辑技术”等,正在进入产业化应用阶段。由国内骨干种子企业联合组建的两大分子育种平台——中玉金标记(北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中种集团的中国种子生命科学技术中心等,分子育种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可以大大提高育种的精确性。比如玉米丝黑穗病,抗病基因已经克隆了,我们也开发出了相应的功能标记。使用这些标记就可以把不抗病的育种材料直接淘汰。”中玉金标记CEO卢洪说。我国自主选育的品种基本实现了自我保障。据统计,目前每年推广使用的品种约5000个,自育品种占主导地位,其中水稻、小麦、大豆、油菜等几乎全部为我国自主选育品种;玉米和蔬菜,85%以上种植的是自己的品种。 
       不过,改革本身必须面对利益调整,变革力度越大,争议就越激烈。对这些争议既要重视,也要坚持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 
       科研单位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是育种的主要力量;而种子企业是国家着力培育壮大的商业化育种主体,他们的角色如何转变?在资源、人才方面如何调整?有人认为应该一刀切,采取“休克疗法”倒逼育种人员到企业去。 
       应该看到,长期以来我国商业化育种的资金都是投向科研单位的,如果一刀切不让搞商业化育种了,这些设备、资源、人才都是极大的浪费,更重要的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个时期育种空白,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我们要走的道路,不应该是一种替代式的改革,而应该是嫁接式的改革。”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局长廖西元说,“科研院所和企业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共生共赢互促进的过程。科研院所要切实加强基础性、公益性研究,企业要切实加大科技投入,同时,要不断深化科企合作,大力推进科企股份合作、人才合作、项目合作,构建基于利益的命运共同体,整体提升种业竞争力。” 
       目前,北大荒垦丰种业、辽宁东亚种业等骨干企业分别与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开展科研项目、人才和股份等多领域合作,加快资源整合和成果转化,科技人员或课题组整建制到企业开展育种,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垦丰种业总经理刘显辉说:“我们将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共同构建布局合理、资源共享、运转高效的科研体系,实现科技创新、成果孵化、人才培养、资源聚集的多重功能,努力建立一个高效、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科企联合模式。” 
       “向着更高产量和更高质量奋进。”袁隆平说。这位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为解决世界人民吃饭问题作出卓越贡献的老人,年届耄耋,创新攀登却依然“在路上”。 
       “执着梦想、合作创新、奉献种业、强国富民”,这十六字的“中国种业精神”在一代又一代种业人中传承,民族种业正在向着历史的征途浴火而行,一个瑰丽的“种业强国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中,徐徐铺陈,日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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